促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

作者: 股票基金  发布:2019-07-17

摘要: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调查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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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刘军红  

  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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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调查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控风险”的重要动力。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从模仿型排浪式向多档次、个性化、多样化发展。这反映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次第升级,也预示着社会阶层分化已导致消费市场细化,使其对供给结构形成了多元诉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才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高端消费培育新增长点,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导语:川普上台,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中美力量对比悄然变化,历史必然记住2016年,一系列偶然正加速趋势的转变。刘军红老师几年前就已经窥探出秘密,中美此消彼长的对比背后,是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尤其是中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未来将成为世界的“商品吸收器”、“资本供给源”,甚至“最后放贷人”。驱动历史的车轮的真正主角是人民。

  阶层结构优化,国内需求拉力加大

  

  无疑,阶层不同,对需求满足的排优序也会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发展,不仅将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而且还将阶层结构相对单一的社会转变为阶层结构相对多元的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劳动力人口中,业主阶层(指拥有产业并雇佣他人劳动的阶层)占5.06%,新中产阶层占18.91%,老中产阶层占14.92%,工人阶层占32.79%,农民阶层占28.32%。如果将新中产阶层与老中产阶层相加,则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已经达33.83%。由此可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从农民阶层为主转变为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占比大体相当。阶层结构的这一变化结果,是理解当前所有社会政策配置的基础。

   刘军红,1962年生于辽宁沈阳,法学博士,国内知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日本经济、中日经济关系、东亚亚太区域合作、国际金融与货币体制、气候环境能源政治经济秩序等。

  阶层结构变化的趋势,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工人化趋势,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明确的中产化趋势,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可以说,中国处于自有史以来工人阶层占比最高的时期,也是中产阶层增速最快的时期。将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速率的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攀升,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缩小,其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在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不断凸显中,工人阶层的数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处于“徘徊”状态,即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失去迅速增长的动力;一旦工业化完成,工人阶层会维持原有规模。老中产阶层的数量会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占据一定数量后渐趋稳定。惟有新中产阶层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继续攀升。

  

  中国未来的消费市场会在新中产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中继续转型,但这一转型是渐进的。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依靠投资强力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式微;伴随中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化、国际贸易争端的频发,利用外需助力发展的波动性也会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消费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冲击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发生了时代性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快速成长,呈现新兴与发达的结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支撑经济社会成长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呈现历史性的“世代交替”。而这种反映人口结构的中产阶层的推陈出新与结构转换,犹如岩浆涌动,推动国际社会的治理体系板块漂移。

  阶层需求多元,消费市场升级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轴心——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显著分化。如果将消费市场分类为生存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则不同阶层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世界在走过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际,全球秩序开始走向以往的历史经验无法预知的方向。

  第一,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生存性消费的主要启动力量,老中产阶层是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这三个阶层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水平,改善了生活条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能够提升到76.5岁左右,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但时代的进步也将整个社会的贫困线与平均生活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能够吃饱、穿暖、看电视,甚至农民阶层家庭的厨房开始装备煤气与电磁炉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赋予的基本生活条件。随着土地的流转与村落住房的楼阁化,农民阶层的生存性消费还会继续扩展。工人阶层在完成了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的消费革命后,在家庭装修方面也可以启动新一轮的消费刺激。新的收入水平会产生新的需求,而新需求层次的提升,会进一步增强对消费品质量与安全程度的关注,这也会从需求端刺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是发展性消费的主力。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他们都带动了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在新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迅速提高发展性消费的过程中,因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个性化特征远远满足不了这两个阶层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短缺,所以外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到名牌轿车市场,小到非常个性化的照相机、手机与手包,以及化妆品市场,外资都占据了很大份额。在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上,教育、体育、保健、旅游、影视娱乐都需要升级才能满足中产阶层的需求。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产阶层崛起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动能以及业主阶层扩张的消费欲望与发展性消费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在使用价值退居其次,符号价值、广告导引、市场话语霸权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消费都会在竞争中日趋激烈。甚至于在出境游等项目上,中产阶层都是拉动消费的主力。

   亚洲中产阶层崛起

  消费结构轮动跟进,政策配置需要瞄准

  

  调查发现,最近几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强化。这使投资驱动性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性增长的预期更为强烈。在外需难以提振的大背景下,内需的作用还需要继续激励。消费升级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社会各阶层提高生活质量的路径依赖。结合中国社会各阶层阶梯式改善消费结构的分析,通过对各阶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国际相关机构的定义,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层、中间所得层),是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快速步入经济发展主流,并扮演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阶层,从人均收入上看,一般是指年收入在5000美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到35000美元(约合21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群。

  第一,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收入提升是消费升级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关键。从平均消费倾向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最具消费潜力。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消费改善当前的生活质量。

  

  如何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自愿而有益的土地流转、更大幅度缩小农民阶层的人口规模以提高人均种植面积,成为提升农民阶层收入的必由之路。而只有让农民或农业工人的收入高于或等于外出打工的收入时,年轻人才可能自愿回村种地,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力量,并借此改善自己的消费结构。

   2009年版的《日本通商白皮书》估计,2008年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中产阶层”(中间所得层)已达8.8亿人。其中,中国约4.4亿人、印度约2.1亿人,东盟5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约1.9亿人,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约4000万人。与2000年比,中国约扩大6倍,印度约5倍,东盟5国约2倍。《通商白皮书》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中印经济快速增长,推动低所得和贫困层的收入急速增加,形成了“中间所得层”快速扩大的局面,由此也推升亚洲经济增长结构巨变。

  工人阶层的收入在过去十多年已有很大的增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成为工人阶层提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主要举措;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就成为工人阶层收入持续改善的前提保障。

  

  虽然老中产阶层既有生存性消费的冲动,也有扩展发展性消费的希望,但主要从事服务业的老中产阶层,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有所收缩,经营的店面也在电商的冲击下面临洗牌——颠覆性创新迫使其重新思考未来的出路。他们不可能再像市场转型初期那样赢得“以小博大”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收入的提高既有赖于自身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也有赖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产品质量的提升。

   日本前任经济企划厅长官、70年代大阪世博会的筹办者堺屋太一就曾指出,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中间所得层”的形成,必将与大阪世博会推动日本经济走向内需主导型增长结构一样,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步入个人消费主导的内需增长轨道。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已经超越了对生存性消费的诉求而开始追求发展性消费。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是技术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先受益者,他们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也强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这两个阶层在衣食住行等消费上会更看重消费品的内在价值。在发展性消费上,他们会更加追求高端服务业的品牌效应。在物质欲望的满足过程中,也会看重精神世界的充实程度,这会增强他们对文化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欲望。但问题是:一方面是为新中产阶层所拒斥的粗制滥造的模仿性剧目的批量生产,以及收视率与上座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却是进口大片的高票房。在这种消费结构的供给格局中,要刺激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就得解决这两个阶层消费品位的提升与民族产品产能供给差距的矛盾问题。另外,还需创新和开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精神产品,以引导人们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界观。如果物质供给的繁荣不能与精神世界的丰富相伴,中高收入阶层就易于演化出物欲横流的消费观,消解整个社会的发展价值。

  

  第三,要区分生存性消费品和发展性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方式。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诉求主要集中在生存性需要的满足方面,所以,生存性商品的生产还可以延续类型化、批量式供给之路。毕竟收入较低阶层会将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作为主要考量标准,这会继续维持生存性消费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却已过渡到特例化、多样化、代际化、档次化阶段,这就需要将生产工艺与信息技术结合,将消费品的生产与互联网结合,走个性化、定制化、特色化之路,逐渐从大批量生产阶段首先过渡到小批量定制阶段,再过渡到个性化定制阶段。在服务业上,也需要创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供给,开发出类型多样的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养老、休闲、生态环境等产品,满足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品位定位。

   2010年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印、东盟5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总人口将由2010年的31亿增至35亿,随之,中等收入层也将进一步扩大,成为支撑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对此,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要将亚洲内需与日本内需一并看做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面汲取亚洲人口,尤其是中等收入层的增长红利,确保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如今,安倍政府更加重视亚洲的中产阶层,尤其是由此带来的环保诉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乃至生活质量提升愿望,将其视为促进日本制造复权和服务升级的地缘能量。

  事实上,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转型,在发展性消费中从耐用消费品向服务类消费品转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农民阶层的工人化中,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增加;但在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向中产阶层的转化中,社会对“服务”的消费量会更为迅猛地增加。甚至于原本在家庭内部形成的生产和服务功能(小到打扫卫生与厨房劳动,大到照看孩子和老人等),也会转而依靠社会服务业的扩张而获得满足。与此同时,阶层的品位特征与符号化诉求冲动,不仅会为“商品”带来个人定制的需求空间,而且还会为“服务”创造出更为便捷的个人定制的供给结构。

  

  第四,消费刺激政策尤其是某些优惠政策的出台,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当前,中国社会因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消费不平等,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正在向纵深演化。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会矫正刺激政策的收益分配方向。在各阶层间建立动态政策收益平衡机制,是当下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为防止消费不平等状况的恶化,需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投入。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和缺少社会公正评估的制度设计,看起来是以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反倒会埋下风险,为日后的社会治理增加巨大成本。

   2010年东亚完成了“日本—东盟”、“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澳新—东盟”及“印度—东盟”五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东盟为基点,形成了事实上的地区产业圈和消费体系。以地区互联互通为导向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高铁、电力、通信体系,不仅将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更将成为支持中产阶层大发展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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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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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3年,全球性企业的视野不再仅仅盯住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也开始转向包括非洲的全球42亿人的更大规模的新兴国家人群。

  

   据麦肯锡日本公司预测,到2025年世界消费市场将扩张至60万亿美元(约合360万亿元人民币),约为2012年的2倍。而新兴国家将占30万亿美元(约合180万亿元人民币),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其基础消费力量是从底层到中间层的消费人群。该公司认为,中印两国的人口规模是十九世纪英美产业革命时期的100倍,而中印的经济增速达到当时的10倍,这意味着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实现相当于当时产业革命时期1000倍的经济增长态势,可谓“经济发展大爆炸”。而其基础性动力则来源于新兴国家蓄积的庞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及其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力。其消费能力并不亚于发达国家。

  

   麦肯锡预测,2025年新兴国家的消费人群将增加18亿人,达42亿人。而到202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大国。麦当劳已瞄准新兴消费人群,决定在全球110个国家新增3万家分店。

  

   事实上,2010年新兴国家GDP已占世界的36%,而全球百强企业在新兴国家的消费市场份额仅占17%,今后,抢占新兴国家巨大商机的空间还非常巨大,而竞争的焦点,则是对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追求。一般而言,当家庭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开始步入上级中产阶层后,其对汽车、餐饮、医疗、教育、教养、娱乐等服务的支出随之增加。2009年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达15亿人,2020年将达30亿人。印度每年新增中产阶层4000万人,相当于阿根廷全国人口。而中印两国的汽车普及率只有5%,仅相当于日本1961年的水平,潜力巨大。

  

   发达国家中产缩小

  

   与新兴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开始缩小,支撑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支撑其民主社会的传统基础开始分化。奥巴马在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始终强调“要实现可以回报中产阶层的社会”。其背后所指的事实上就是危机后美国社会分层引起的忧患。

  

   去年,美国家庭所得的中间值是5万美元(约合30.5万元人民币),刚刚接近1995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最近的十余年里,美国家庭收入实质减少。而另一方面,占美国人口1%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却达到全国总收入的20%,为过去90年来的最高水平。收入不平等与中间层分化在美国同时发生,纠正“社会收入失衡”已成为美国的政治课题。而创造就业、追求“美国再制造”事实上成为奥巴马的“新新政”。

  

   而欧债危机下,南欧各国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增速持续下滑,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高失业率,成为欧洲中产阶层分化,甚至低收入化的直接动因。欧洲社会阶层的分层化,导致“政治大众化”,在欧盟启动、欧元诞生,欧洲社会治理多层化结构下,事实上衍生了欧洲政治基础的分化。社会消费基层的变化,导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呈现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必将引发世界贸易结构和投资导向的新变化。

  

   “50亿人总中流”

  

   资本和市场历来是社会治理,甚至包括全球治理的两大工具。收入、消费基层的变化,必将从市场厚度和资本流量流向的层面,引发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权利的转移。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依靠贸易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构建了世界性的生产、出口地位,扮演商品供给的角色,发达国家则形成了资本输出、进口消费的结构。今后,随着中产阶层的规模扩大,新兴国家也将扮演世界的“商品吸收器”、“资本供给源”,甚至“最后放贷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似乎并不需要等到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形成中美经济规模逆转才会发生。波士顿顾问公司预测,这种角色转换将在2015年发生。

  

   40年前,日本曾迎来1亿人的中产阶层时代,被称为“1亿总中流”。而冷战结束,新兴国家迎来补课型经济快速增长时代,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长周期,由此,以新兴国家为主导的全球“50亿人总中流”的时代也将不会是幻想。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社会总是分为富裕层、中间层和贫困层,而中间层越大的社会越稳定,这意味着“中产阶层”、“中等收入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发达国家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诚然,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社会差距的变化,也因西亚、北非和巴西的动荡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实证性研究结论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新兴国家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必然引发社会动荡。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规模消长,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变化,或许是人类历史经验所难以预测的,可谓不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适应社会变化而变,才有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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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data/102161.html 文章来源:《环球》杂志 201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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