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选择让孩子磨炼,富二代们的中年危机

作者: 股票基金  发布:2019-07-17

摘要:曾经的富二代开始感到幻灭。人到中途,不同的性情使他们走上与父辈不同的道路。 1 10月17日,在高碑店的一家咖啡馆里,杨天桓见了我,他在那有一家公司。杨天桓微胖,戴着墨镜,差不多走哪都带本书,这次带的是韩松的《地铁》。他的父亲曾是50亿资产的拥有者...

  “富二代”接班潮即将到来

  曾经的“富二代”开始感到幻灭。人到中途,不同的性情使他们走上与父辈不同的道路。

父辈却选择让孩子独立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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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打拼的“富二代”未来又将如何

  10月17日,在高碑店的一家咖啡馆里,杨天桓见了我,他在那有一家公司。杨天桓微胖,戴着墨镜,差不多走哪都带本书,这次带的是韩松的《地铁》。他的父亲曾是50亿资产的拥有者。但提起过去,他却感到绝望。对他来说,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极少有快乐,充满一种虚无感。

“未来5~10年,我国300万企业将进入接班换代。但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这是上月江苏省MBA发展论坛上得到的一组数据。

  7年前,杨天桓差点没死掉。那是一个秋夜,他在朋友家,一间位于南京山西路的21层住宅里同朋友喝酒谈天。一瓶威士忌下肚,酒精上涌。他站起身,走向窗前。这时他发现落地窗上有个把手的设计,是可以打开的。脑袋一片混沌的他拧动把手,准备跳下去。

阿德的父亲有些特殊,自从阿德从英国念书回来后,父亲不准他在离家较近的佛山找工作,要求他在离家稍远一点的城市完全自立,在生活上也对儿子“一毛不拔”。阿德也不以为然,先在广州找了一个月薪1400元的销售工作,和朋友蜗居在一个几平方米的房子里。

  幸而他朋友还算神智清醒,一跃而起,把他拦腰抱了回来。

阿德从不问家里有多少资产,也不觉得自己是有钱人。

  这不是他第一次想到死。人生的前二十余年,杨天桓都陷在绝望的情绪中,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找不到出口,“活着没什么意义。”

在广东,像阿德这样被“穷养”的“富二代”并不少见,他们应聘基层工作,低调生活。

  在外界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一出生便是令人艳羡的巨量财富的继承人。父亲杨休1994年创办了天地集团,是南京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因承建苏州“东方之门”而广为人知,2013年胡润中国慈善排行榜中位列第二。

文、图/本报记者杜安娜

  但杨天桓却感觉精神上很憋闷,开始放纵自己。他和朋友一起自驾,租了辆日产SUV横穿美国,从密苏里向西跑到圣地亚哥,又折返往东开到纽约。一路上喝酒、磕药,花掉了十二万美元,“除了海洛因,什么都试过了。”

十年来,阿德父亲的苗圃生意在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打下了一片天地。虽然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但父亲家产过千万的阿德不可避免地成为“富二代”。

  他到处找酒喝。经常出入南京紫峰一号会所,同FSC超跑俱乐部的一帮富家子混在一起。虽然他并没有跑车,但周围人都知道他的背景,对他客客气气。他却嫌那些人爱好低俗,言谈举止间从不掩饰轻蔑的态度。

每月工资只有1200元

  在那个富二代的圈子里,他记得有个名叫吉星鹏的人,开着一辆兰博基尼。不久,吉星鹏因酒后60余刀杀妻,成为新闻人物,上了网站头条。那几年,“富二代”的新闻时常出现,“70码”、“海天盛筵”、“银枪小霸王”,吉星鹏不过是又添了一个。

“富二代”阿德的一天生活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八点钟准时去上班,中午在公司附近吃饭,晚上5点半下班回家。

  “他自卑得很,又没文化,一副暴发户想混圈子的样子。” 杨天桓回忆说,俱乐部里传着他妻子的风言风语,但谁也没想到悲剧的发生。几天后,大家就把他忘了。他们继续该吃吃,该玩玩,一切仿佛从未发生。

他现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打电话给客户,询问对方是否有做网络中文域名的需要。拉到一个客户,他有一定的提成。公司的底薪是800元,完成任务可以拿到 1200元,超过任务量的可以拿提成。

  长久以来的不满和憋闷,让杨天桓在大理闯下大祸:一天下午,他骑摩托车环游洱海,突然发现前面有警察设卡查车。他自知没带驾照和行驶证,于是心一横,加大油门,冲了过去。

阿德满心期待地说,做得好的同事一个月能拿到4000多块钱,他每天都要打几十个电话,不少人听到是推销电话,出言难听的都有,不过阿德并不特别在意。

  他本以为警察不会追,结果还没骑出五百米,就被从侧面追来的一辆警用面包车撞出三米远,摔了一个大跟头,满头是血。他气坏了,从地上爬起来,仗着练过空手道,徒手跟车上下来的三个警察打了起来。三个警察根本摁不住他。四人打成一团,最后闻讯赶来几个武警才把他制服。

在上班到第四天,打了一百多个电话后,他终于接到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他非常兴奋地说,一定会和客户好好谈。

  为此,杨天桓付出了代价。他在大理被拘留了一个多星期。拘留室里一共关着八人,打人的、吸毒的、喝醉酒猥亵妇女的,统统聚在一起,睡大通铺。他拿散烟做赌注,同狱友一块斗地主。

回国遭遇找工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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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他回国之后的第二份工作。

  绝望感的来源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控制。杨天桓是家中独子。他一直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气氛更像一个等级森严的府邸。他家是位于苏州的一间大院,占地近两千平米,家里常住着一名管家,一名厨师,两名保安,三个服务员。

今年1月阿德从英国回来,他向朋友打听了一下行情,开始在网上投递简历。一开始,他考虑到自己英语方面的特长,想找一份做钢铁外贸的工作。然而,这几十封简历石沉大海,至今无一回应。在朋友的引荐下,他离家到广州寻找工作,找到一家中央空调公司,月薪1400元。

  餐桌上摆着一个制造于中世纪欧洲的古董铃铛,需要服务或表达不满时,父亲便会将其按响,服务员和厨师急匆匆跑来,在桌前站成一列,接受训话。

他的工作岗位是空调销售,但老板告诉他,销售人员也要先熟悉空调组装技术等基础工作。于是他每天跟随师傅去生产厂看空调的内部结构以及如何组装。

  那是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年代,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0%。富裕阶层迅速壮大,数不清的财富神话上演,社会更是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分化重组,其中一些人抓住了机遇,短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新的生活方式随之出现了。

在广州,租一间小屋的价格至少也要800元,这就占了他工资收入的大半,所以他只能选择和朋友合住,每天就在公司吃盒饭。

  杨天桓是最早体验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一批人,但金钱却不意味着快乐。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冷酷的独裁者,在家中有着说一不二的地位,对一切大小事情都爱行使决定权,其中就包括他的人生。

两个月后,他终于选择了离开,他2800元的收入几乎一分不剩。离开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此外,还有生活成本的压力。

  这改变了他两次重要的选择。

靠自己的努力而生活

  2008年,杨天桓高中毕业,原本计划去美国念文学,却被父亲拒绝,理由是太年轻,怕学坏。他只得妥协,应父亲的要求,在南京大学读新闻。而大学毕业,他申请上布拉格电影学院,却再次被父亲禁止,这次连个像样的理由都没有。杨天桓感到不解。一天夜里,他喝得大醉,回到家中,拦住父亲询问缘由。

两个月就换了一份工作,他其实很担心被人笑话为三分钟热度。就连当时的空调师傅也不认为他能踏实地工作。

  “当个电影导演能有什么出息?”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父亲的原话。

阿德离开广州后,在离家20公里的附近镇上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现在他最大的开销就是每月的交通费用,吃和住都可以在家里解决。

  这种控制到了无所不入的地步。2009年5月,杭州富二代胡斌驾驶一辆改装过的三菱EVO跑车,将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撞死。公共舆论令杨休大为震动。他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中,就作出了禁止杨天桓考驾照的决定。这让杨天桓感到十分荒唐——因为错过了最空闲的大学时光,他至今都没有驾照。

他从英国毕业后,父亲送了一辆本田雅阁作为毕业礼物,此后对他是“一毛不拔”。当初在广州工作时,连用车的费用他都承担不起,所以这辆车就一直闲置在家中。现在每月的收入可能大都花在油费上了。

  外界眼中光环加身的父亲,在杨天桓眼中,是一个不通人情的独裁者。“现在有钱的企业家,不管他怎么跟你吹牛说自己以前做了多少事,办了多少实业,你都不要信。因为最后让他发家的一定是房地产,几乎没有例外。”谈起对父辈一代企业家们的看法时,他嘴角带笑,显得不屑一顾。

1989年出生的阿德脸上还有些孩子般的稚气和谦卑。他身着简朴,白色T恤,牛仔裤,一个普通的公文包。用晚餐后,他把记者和自己的餐具都整理完毕后放回餐具台才作罢。

  他觉得,父亲的性格缺陷相当明显:暴戾、思想保守、刚愎自用,且缺乏对他人应有的尊重。当父子二人的冲突达到顶峰时,杨休总会用断绝经济支持的手段威胁。“你拿了我的,就是欠我的,所以凡事都得听我的。”这是杨天桓一切痛苦的根源。

阿德说,自己对未来有一个大概的规划,但还不具体——先用几年的时间,尽可能学习积累更多的东西,然后再自己出来做。

  人为营造出的亏欠感,最终带来的是亲情的撕裂。从2013年开始,杨天桓就屏蔽了父亲所有的联系方式,二人再不说话,也不见面。2016年春节,他打算同未婚妻结婚,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回家告知父母一声。杨休却不同意,理由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还想把女方身份证拿来做背景调查。

对于家族的生意,阿德反问了记者一句:你觉得花卉行业前景几何?他说,现在利润越来越薄,赚钱也比较难了,他更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而生活。

  这触及了杨天桓的底线。两人大吵一架后,杨休摔了筷子,转身回房。杨天桓也愤然离家。

从小受到严厉教育

  “我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这就够了。”回忆起这件事,他很气恼。

眼前的阿德没有一丝骄纵的样子。他也从不把自己当有钱人,他从不问家里的资产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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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从小看着父母是怎么样一步步艰难闯出来的。“以前,我们家是整个家族中最穷的,现在可以说是最富有的。”现在,阿德父母的花卉生意,每年有过百万元的收益。

  回忆过去,张涴淋也感到既后悔,又惊惶。她20岁之前的记忆充满了混沌。“天天晚上泡在酒吧夜店,脑袋都喝迷糊了。”那时,她是酒吧夜店的常客,因为出手阔绰,身边很快笼络了一帮朋友。当时她一周大概有四个晚上在喝酒,每天晚上至少消费三千,再加上随性购物,最疯狂的一个月花掉了20万。

但他没有明显感觉到家庭的“发迹”,直到上初三的时候,家人告诉他在附近的一个高档社区买了一栋别墅。他说,在他看来,这是只有富人才住得起的地方,那时他才觉得家里有点钱。

  她的童年和杨天桓拥有不一样的烦恼。她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并没有过度控制,反而是过度溺爱:她小时候父亲花心,且有家暴倾向。父母在她三岁时便离了婚,她此后一直跟着母亲张珺生活。她觉得自己被保护的太好了。

但父母在他面前从来没表现过什么。与阿德自己而言,对物质生活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靠着烟酒生意,她母亲那些年积累起巨大的商誉,随后借着房地产市场爆发和拆迁潮起家。时至今日,张家在湖南、北京、江西等地持有的全部固定资产,市值已经超过两亿。

从小到大他没觉得自己的境遇有什么特殊,从小也没有什么玩具,小时候特别羡慕别人的插卡式游戏机,但终究没有拥有自己的一台。

  她回忆起那些年最疯狂的时刻:母亲因为不信任银行,又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巨量现金,只好选择把它们全部换成楼房和商铺。张珺曾经只身提着一大包现金前往售楼处,把售楼小妹们吓得不轻,跑前跑后,连声喊姐。

他觉得自己和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不同,父母一直家教严格。连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回来晚了都会遭到母亲的鞭笞。

  或许是对无可挽回父爱的一种弥补,张珺一直对张涴淋宠爱有加,金钱方面从未设过限制。但也正是因为生意繁忙,张珺渐渐疏于对女儿的管教。

难忍受英国的慢节奏

  和张涴淋一样,杜宇的成长中,金钱上也没吃过亏。他喜欢赛车,一直对车有强烈的痴迷。尽管他并不喜欢从事危险的运动,但唯有在赛道上,注意力不得不极度集中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自己活得清醒。

对“富二代”这个称呼,阿德笑得颇有些深意。

  2011年,他读大学。母亲给他的升学礼物是一辆蓝色跑车。那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他开着跑车,在夜晚的沿江大道上一辆接一辆地超过旁边的车。

他说,在国外留学期间,他身边充斥着许多“富二代”,各式各样留学目的的人,也有挥霍,甚至嗑药、吸毒。但他和这些人保持着距离,没有成为朋友。

  他大二时,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飞赴襄樊或上海跑卡丁车。卡丁车场按截数付费,一截8分钟,250元钱。他一般上午跑四截,下午跑四截。最多一次连续跑了十截,下车后只感觉心跳飞快,两眼发直,整个人几乎要瘫倒。

2006年,阿德还在读高二,父亲说让他去英国学习锻炼,他也就同意了。在国内考了雅思,成绩不高,所以去的时候基本上不懂英文。身上带着三千多欧元他就壮着胆子去了。到那边先上语言学校,之后还经历了中介退换风波。一个17岁的孩子,在异国他乡感觉到学习和生活的压力。

  但童年时,他也曾有过一段贫穷的日子。那几年,杜宇父母二人双双从国企辞职,举债做起了建材生意,吃睡都在工地上,只得将年幼的杜宇寄养在小姨家里,同外婆一起住。冬日的一天,小姨感到不满,向姐姐抱怨。母亲一把将杜宇抱走,夺门而去,跑到资江桥头痛哭。

到后来,他发奋把英语学好,但工商管理的大学课程又让他相当吃力。在英国的四年时间,他花费了100多万元。阿德说他自己不是读书的料。

  这些事情,杜宇会听到母亲谈起,富裕是后来的事情: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腾飞,建材需求量上升,杜宇家的境况开始飞速好转,生意范围逐渐扩大到餐饮、酒店等领域。

和很多人一样,他出国时想在外开辟一番新天地,拿到绿卡。但过了几年,他仍然更喜欢中国。

  但伴随着巨大的财富,杜宇的父母却深感自己没文化,对飞速涌进的财富觉得不安。由于杜宇童年的境遇,他的父母对他一直有着强烈的愧疚感,任何物质方面的需求都尽量满足。

他不习惯比较闲适的生活。国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好像缺乏了一些朝气。他不想让自己的激情被磨平。“还是中国好,看周围的人,都在积极地工作,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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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非万能”的金钱观

  现在,想起当年试图自杀,杨天桓尽量做到平淡而冷静地面对。他已经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试着掌控自己的生活。但对于没能如愿就读布拉格电影学院的事情,仍耿耿于怀:“当时我真应该再坚持一下的,借钱都应该去,不至于后悔。”

阿德觉得环境决定一个人。父母作为他强大的经济后盾,他也设想过,如果自己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一定会选择一个赚钱更多的工作,因为经济的压力。

  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思考未来。2014年8月,随着众创空间概念的兴起,杨天桓同朋友一起合伙成立了南京支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易创空间”项目。关于项目的未来走向,他同合伙人产生了分歧。他认为办公场所应该注重功能性,具有设计感,主打炫酷;合伙人认为应该朴实简单,稳扎稳打。商榷无果,他只能让步。

“钱不是最重要的,即便你再有钱也不能因此享受到特殊待遇”。这是美国富二代们接受的“穷养”教育核心。在国外有不少富豪的后代走出父辈的光芒,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尽管项目仍在盈利,但他并不满意,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他的生活忙碌,却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

在顺德,陈村的花卉产业很红火。那些种植经营罗汉松的花场老板最近因罗汉松价格暴涨,个个赚得盆满钵满,阿德的父亲也不例外,阿德对父母佩服有加。他说这些年的独立生活经历都是人生财富,他说他不喜欢接手父亲的生意,他将来肯定要自己创业开公司。

  和父辈们比较,年轻的富二代们进入商场后,很难具备成熟的头脑。和杨天桓一样,杜宇目前正在贵州打理生意。这段时间,因为一些纠纷,他的项目暂时搁置了。除了四处跑动关系,打听情况,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

阿德独立生活的意愿很强烈,父母也没有勉强,也很乐意让儿子多接触外面的世界,多闯荡积累人生经历。

  他的生意不能说是成功。他自我评价:“总是对自己的判断不自信,做事不够果决”。商场如战场,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性格缺陷。因此他会很小心地将这一点隐藏起来。

阿德说自己有一个好的基础,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才能走得精彩。

  从读书时开始,虽然一直循规蹈矩,从未做过出格的事,但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持专注。因为“没有意义,感觉都是可做可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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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涴淋也想要做生意,她试图成为母亲一样的成功的商人。2007年,她离开校门,关于未来的问题突然横亘在眼前。因为自己爱喝酒,同年底,她在长沙开了一家红酒庄,投资了三百万。结果不到半年酒庄就垮了,所有投资全部打了水漂。

欧美富豪家庭“穷养”富二代

  这对张涴淋的打击很大。五年后,她决定振作起来,再度经商,开了一家烘培咖啡馆。结果惨惨淡淡经营了不到一年,店面再度倒闭,这一次亏损了将近一百万。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富二代的教育问题。比尔·盖茨今年4月19日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我告诉子女们,他们不会从我这儿得到财富。早在生儿育女前我就信奉大多数财富都应该回馈社会。越早让子女了解世界的不平等,越早鼓励子女到贫穷国家去接触当地人,对孩子的成长越有帮助。”

  和杜宇一样,张涴淋也的确没有经商的天赋,这些年来所参与的项目无一例成功。2014年,她又分别参股投资了一家炭烧海鲜饭店和一家幼儿园。前者的命运同红酒庄和咖啡馆并无二致;后者勉强存活了两年,因证件不齐全,于2016年关停。

国外很多富二代在年少时都要打工或做义工。这种“穷养”教育方式有很多好处,让他们知道了财富积累的不易,明白工作首先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其次才是赚钱。

  在红酒生意失败后,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生意,但“好像也没有什么适合做的”。那段时间,她又重新过回了肆意放纵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就去酒吧买醉,过得混混沌沌,关于未来的规划再度陷入模糊。

现年54岁的巴菲特长子霍华德,没有子承父业。霍华德32岁那年卖了祖父给他的股票,买了一台推土机,开始务农。他按市价向父亲租用了一家农场,尝试协助贫农生产更多的农作物。过去4年他更远赴非洲,致力于一场对抗贫穷与饥饿的战争。他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让非洲农民能够免费使用抗旱玉米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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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另外一个儿子彼特的道路走得也很精彩。今年51岁的他,28年来曾当过作曲家、制片人、演员、录音师、独立唱片公司老板,还曾参与电视剧、电影的制作。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因此多次获得艾美奖。 (来源:广州日报)

  一些人希望摆脱金钱附加的庸俗。

  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杨天桓同两个朋友约在清华五道口旁一家火锅店吃饭。在这里,我见到了徐德尘。他是鹤林舍的创办人,那是个会员制的小圈子,目前成员四十人,主要由富家子弟,或者事业上有独特建树的人构成,旨在为“厌倦了粗俗娱乐的人找些高雅的玩法”。杨天桓是其中一员。

  杨天桓觉得他和徐德尘志趣相投。他在徐德尘身上,看到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自己。相比之下,徐德尘的父母较为开明。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父亲主管着一家大型国有基金。但对于父亲具体职务,徐德尘不愿多提。

  “很多东西,其实也没法换算成钱的。”杨天桓对我说。他把两人的不同境遇和教育差距,归结为语言。“一种语言代表一种思维方式,他爸妈懂英文,接受新思想肯定容易得多了。”

  徐德尘也并非完全没有烦恼。他喜欢关于人生的宏大哲学,并一度为得不到答案而焦虑,但后来也释然了,接受了“人生原本就没有意义”这个现代虚无主义者的教条。在他看来,既然没有意义,那么人活着,只要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最大的敌人就只剩下无聊。

  2015年12月,徐德尘从华盛顿与杰弗逊学院退学,回了国。在外人看来,本科读不到两年就放弃,有些大逆不道。但对于习惯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他来说,他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他有着许许多多的头衔:小问传媒的战略顾问,鹤林舍的楼主,《嘻哈改制考》的主播兼策划。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给他带来什么金钱上的回报。不过他表示不在乎。

  这倒也符合他的“哲学”:生命短暂,与其为了身外物奔波忙碌,不如多找些有趣的事来做。

  对他来说,人类要对抗的终极敌人就是无聊。当他的鹤林舍聚集了一群富家子弟,他开始设计一些玩法,除了骑马、射箭、酒吧、包场看电影等,还有一些神秘的项目。

  他向我介绍了去年12月开展的一场名为的“视觉剥夺”活动:七八个社员接到短信,于一天晚上七点钟被叫到南锣鼓巷。社员们除了时间地点之外,事先对这次活动的目的均不知情,也不认识其他参与者,只被告知要准备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南锣鼓巷很长,每个人都被叫到了不同的店铺门口,等待徐德尘助理的下一步指示。

  助理出现后,在每个人怀里甩一个信封,一言不发便离开了。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二维码,扫码可知自己应该在什么时间到哪个胡同哪个门。每个人在错开的时间到了约定地点后,会被蒙上眼罩带入房间。房间被事先处理过,一团漆黑,密不透光。众人摘下眼罩后,先是恐慌,然后逐渐平静下来,根据徐德尘的指令开始读诗,相互倾诉。

  “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很敞开心扉地交流,这种机会一生中都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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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费吹灰之力便坐拥巨额财富的80、90后富二代们,如今已纷纷步入人生中场。年少时的放纵张狂已成为过去,如何排解人生的虚无感,找到自身立足的重心,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对于杜宇来说,真正的转折点,是父亲的死亡。2016年4月10日,父亲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事发时身边无人,他自己挣扎着打了120,等到急救车赶来时,为时已晚。

  接到死讯时,他“整个人都崩掉了”。当时,杜宇正在英国参加The Fast Show赛车节。他刚刚前往英国不到五个月,正在埃克塞特大学读语言。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他没有再回英国继续读书,委托那边的朋友卖了车,退了房。虽然母亲和女友都强烈要求他把硕士文凭拿到手,但他拒绝了。“家里就妈妈在打理生意,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我实在做不到那么大心把他们丢在国内,自己在外面浪。”

  他接手了父亲生前在贵州运营的项目,一个月有将近25天待在凯里。偶尔他也会回一趟长沙,看望母亲和正在读博士的女友。

  他开始体会到生意场上的残酷,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一度无所适从,却又不得不去努力应对,各个方面都要打点好,否则环境的风云突变,就会让他前期的投入血本无归。他的项目因为土地纠纷暂时搁置,现在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一边想办法消磨时间,一边等待政府的决议。一有新消息便要四处跑动打听情况。

  湖南的生意由母亲主管,但母亲已经不再拿他当孩子了。“但凡有什么大的决策,她一定会先同我商量。”

  2017年春节,杜宇在长沙理工大学附近一家烧烤摊上与高中几个挚友喝酒聊天。烟雾缭绕中,酒过三巡,他红了眼,语气哽咽地说:“我突然发现,我们家就剩我一个男人了。”

  杜宇对未来的答案简单直白:把生意做得更大一点,赚更多的钱。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物质的渴求,尽管在普通人看来,他已经拥有了一切,但他还想拥有更多。“超跑想换就换,一套房子住烦了就再买一套。”

  实际拥有的永远赶不上想要的,这种矛盾让杜宇时常感到心里焦躁。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各种事情像放电影一般在脑袋里闪过,让他几小时几小时睡不着。“老做传统产业也不行,需求量只有这么大。不像互联网,要是做好了,需求不封顶。现在真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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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自己并无经商头脑之后,张涴淋离家来到北京,在母亲朋友的公司谋得了一份影视策划的工作。这份工作月薪两千,工作地点在海淀,她一个月房租就要花掉一万二。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都没给她带来想要的回报,于是她只做了3个月便辞职了。

  她长相出挑,想成为一名演员。如今,她经常在北京和长沙两地往返,有机会就抓住。在长沙,她主演了一部名叫《童心初演》的系列片。这份工作没有报酬,但她无所谓,反而经常自掏腰包给整个剧组买咖啡。“年轻时荒废的时间太多,现在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就很感激了。”

  回想起过去,张涴淋觉得自己应该早点离家来北京,因为,“有些事,早经历比晚经历好。”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听说这里有最厉害的骗子,却未曾亲身体验过,但因为花钱大手大脚,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她立刻被人盯上,成了猎物。

  提起那段经历,她依然心有戚戚,“实在太厉害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被做过局,真是被卖了都要帮着数钱。”

  她已经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了,因为“长大了,觉得很丢脸”。但母亲心疼女儿,总会各种找理由给她打钱。这些理由千奇百怪。有一次,张珺让她帮忙交家里的电费,明明只要几百块,却打过来一万。

  张涴淋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吃饭、装修房子,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靠自己。谈到未来,她仍然显得有些迷茫,但方向已经坚定:“如果可能,希望明年能够接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

  纯粹的商业项目也无法使杨天桓满足。他想要拍电影的愿望始终未曾熄灭。2015年8月,他成立了一家名为突触映画的影视公司,拿到了六禾创投和创业邦的两轮融资,开始拍摄网络剧。去年9月,《中国散伙人》杀青,这部创业题材的网剧融合了他个人的经历,尽管对成片他并不算满意,但仍然寄予厚望。今年他又指导了一部短片《感恩的心》。

  为了给自己接下来想要拍摄的剧本筹资,他在空闲时间里给几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做财务顾问。工作内容是提建议,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忙拉融资,报酬是融资额的3%。这份工作在他看来极度无聊,有时还免不了要利用父亲的名声。但为了钱,他又不得不做。

  今年八月底,他不想再继续读研,觉得浪费时间,于是从南京大学退了学。为此,他又和家里爆发了一场争吵。在他看来,父亲之所以生气,无非就是觉得儿子退学影响到了自己的面子。而他早已决定不再为这种可笑原因妥协了。这一次,父子间彻底断绝了来往。

  “如果你爸让你回去接班,你怎么办?”我问。

  “关我屁事。他不是喜欢捐么?让他全捐了好了,我不care。”

  有时候,杨天桓很羡慕像杜宇这样仅凭物质上的满足便能够开心的人。从小,他对物质层面的享受就不热衷。然而做影视不同于实业,千万投资砸下去冒不出一个泡,是行业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对此他心知肚明,但义无反顾,“尽人事,听天命,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如今,他整天整天地开会,和公司里的几个策划讨论剧本的走向。公司原本有12名员工,为了精简成本,被裁撤到只剩四人。作为老板,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一天,他从海淀同朋友聚会完,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他叫了一辆专车,把自己接回位于国贸的家中。浓重的雾气笼罩了昏黄的路灯光,喇叭声透过厚重的车窗钻进来,化作几声低吟。一切都带上了一种强烈的虚幻感。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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